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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企業重要辦學主體作用的歷史邏輯與現實需求 時間:2019-07-21 點擊量:        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基本辦學模式,如何發揮企業重要辦學主體作用始終是推動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牛鼻子”。但由于職業教育外部關系變化、自身類型特征不明確等原因,產教關系走過了結合—脫鉤—要求融合—逐步融合的過程。新時代以來,高質量發展要求產教深度融合、校企緊密合作,其支撐體系逐步完善,落實企業重要辦學主體地位的法律法規逐步建立,其中,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建設培育、試點認證有望成為解決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途徑,成為激勵企業發揮重要辦學主體作用的強大動力,真正推動校企建立命運共同體。
一、從工業化歷史進程中去追尋產教關系
       我國產教關系發展史是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縮影。我國的工業化始于建國初期,到2015年,基本完成工業化,部分地區已進入工業化后期。從產教關系分析,我國職業教育發展歷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49-1998年,自計劃經濟時期至國家工業管理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之前。這一階段的最大特點是產業辦學,產教、校企關系密切,但職業教育規模不足。這一時期的職業教育,以產業部門辦學為主要特點,完全按照產業發展要求開展人才培養,培養目標和專業結構密切聯系生產實踐,其人才培養結構合理、質量較高,影響力大。這種辦學體制和管理制度適應了當時國家的政治體制和經濟基礎,尤其是其產教結合、校企合作實踐中形成的諸多經驗,至今仍有深遠借鑒價值。
  第二階段為1998年至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逐步健全,職業教育管理制度調整,規模迅速擴大,適應了我國工業化中期的發展要求。隨著技術發展和人才培養規模增大,產教脫節、校企脫鉤問題逐漸顯現,人才培養結構與產業要求不匹配,專業設置和課程體系與技術進步脫節,師資水平下降,人才培養質量滑坡等問題日漸突出。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一是對職業教育基本規律認識不足,在面臨巨大就學壓力時,對職業教育的特殊性認識不足,混淆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區別。二是在職業教育改革過程中沒有處理好“破”與“立”的關系,舊的體制機制打破以后,相應的法規政策建設滯后,新機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尤其是產業部門退出職業教育后,沒有及時建立產業部門與職業教育的協調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矛盾的積累。
二、企業重要辦學主體作用現狀及原因分析
      進入新時代以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任務,從中央到地方,出臺了一系列支持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規,各地從多方面進行了實踐探索,但是整體而言,產教融合仍然不深、校企合作仍然不緊,集中表現在企業重要辦學主體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出來,“學校熱、企業冷”的現象未得到根本改善。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校企合作中企業實施職業教育責權利不對等
  一方面國家法律規定了企業具有實施職業教育的責任和義務,但在具體實踐中,校企利益機制尚未建立。1996年《職業教育法》規定“行業組織和企業、事業組織應當依法履行實施職業教育的義務。”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要“發揮企業的重要辦學主體作用”,明確了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社會責任。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既是國家規定的責任和義務,客觀上企業自身也有需求和意愿。根據全國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平臺統計,目前已經組建了1500多個職教集團,吸引了約3萬家企業參與。但是,由于企業權利不明確,合作缺乏制度保障和長效機制,致使企業動力不足,再加上企業舉辦職業教育社會責任報告制度并未全面落實,進一步降低了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的積極性。
  (二)國有企業舉辦職業院校面臨“身份困境”
  一方面國有企業舉辦職業院校性質難以界定,大部分學校舉步維艱。國有企業所辦院校行業特色鮮明,公益性質突出。據不完全統計,1978-1986年,以行業企業為主舉辦的職業院校約3.5萬所。目前,國有企業舉辦職業院校不超過200所。由于其作為職業教育機構的法律地位得不到認可,學校性質難以界定,學校處于政策夾縫中,政府財政性資金支持少于公辦院校,而收取學費標準、辦學自主權又比不上民辦院校,給其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困難。據有色金屬行指委調研,有60%的高職院校沒有生均經費撥款。即便是有投入的企業,每年投入經費的規模也隨企業經營狀況變化而波動較大,有的企業甚至已經停止對學校日常運營經費投入。另一方面國有企業舉辦職業院校具有公益性,政府對國有企業考核主要是其營利能力和資產保值增值,國有企業辦學的公益性支出影響了政府相關部門對企業的評價。而股份制企業要承擔對股東權益的保障義務,將企業的利潤投入公益性辦學屬損害股東權益,這進一步降低了企業辦學積極性。
  (三)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試點缺少具體實施辦法
  職業教育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第一次出現在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決定》作了如下要求:“探索發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允許以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辦學并享有相應權利。”這項政策的提出,給職業教育實踐者們注入了一枚“強心劑”,希望通過混合所有制來建立起與企業血肉相融的關系,真正破解校企合作利益機制缺失難題。但是,國家卻遲遲沒有出臺具體實施辦法。有些地方、有些院校試圖做一些探索,但因涉及到紀檢、審計等“紅線”,終究望而卻步。
三、對職業教育規律反思中重塑產教關系題
進入政府主導職業教育辦學階段后,不論是企業獨立舉辦職業院校、還是企業參與校企合作,企業積極性始終不足,這引起了職業教育研究者們的反思,從重構產教關系視角建立起適應新時代高質量發展要求的校企合作模式。
  (一)從參照普通教育到發現職業教育的獨特性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職業教育理論研究還處在對蘇聯職教理論的引進和學習階段,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較少,缺乏自主研究成果,又經“文革”干擾,研究成果乏善可陳。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職業教育理論研究才逐步成為一個獨立研究領域。在教育實踐中出現了學校制度愈規范,產教脫節愈嚴重的現象,在這一背景下,“校企合作”逐步成為理論研究熱點問題。伴隨著我國對國外職業教育理論研究的深入,德國“雙元制”這一有效發揮學校和企業優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制度被我國職業教育界廣泛接受,并逐步被認為是一種“理想模式”。與此同時,加強職業學校與企業的人才培養合作也被普遍認為是職業教育的基本規律。校企合作內涵、模式、保障機制等也逐步成為了職業教育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
  (二)產業轉型升級倒逼產教雙方發力主動融合
  隨著我國工業化進入中后期,技術進步加快,企業用工數量下降,綜合職業能力要求提高,迫切需要職業教育能夠提供技術門類齊全、培養質量高的技術技能人才。而此時的職業教育,在規模擴張和校企脫鉤的雙重擠壓之下,辦學質量日益下降,畢業生就業困難,“出口難”導致“進口難”,兩難境地倒逼職業教育積極尋求與企業的新型合作關系。在這一轉型升級關鍵時期,快速發展起來的集團化辦學就是職業教育各利益相關者希望打破原有分離重塑產教關系的辦學模式探索。自此,產業和教育雙方走向了共同發力,逐步融合階段。
四、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內涵和特征
      從我國工業化前期可以看出,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和產業發展需求是相伴相生、共融共贏的。上世紀90年代末因為行政體制改革、國企改革使得校企天然親緣紐帶被割裂,關系疏離,這在客觀上擴大了職業教育培養規模,但另一方面也造成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與企業不相適應的后果。尤其是在產業升級,“中國制造”走向“中國智造”轉型過程中,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需要高質量的人力資源支撐。而職業教育自身在實現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補齊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短板,其培養的人才才能契合企業要求,最終實現人的現代化。校企共同的目標,使得新時代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走向了必然。校企雙方必需緊密合作才能實現各自訴求,這雖然早已有共識,但因缺少利益機制或者利益機制不完善,使得二者基本處于“若即若離”狀態。“產教融合型企業”認證制度的提出,有望建立起校企之間的“利益鏈”,切實發揮出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重要辦學主體作用。
  (一)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內涵
  何謂“產教融合型企業”?要站在我國當前客觀的歷史背景下來理解其內涵,既要符合國情,又要體現時代特征。國際上,研究和介紹比較多的是德國經驗。在德國的“雙元制”體系下,一個企業若要提供完整的職業教育與培訓,必須具備多方面的條件和資質,在得到相應行業協會的認可之后才能開展職業教育與培訓項目,這樣的企業也被稱為“教育企業”。我國首次提出“產教融合型企業”是在2019年2月頒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緊接著2019年4月,國家發改委、教育部印發并實施《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實施辦法(試行)》,第二章“建設培育條件”第五條做了一系列規定,同年10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 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印發試點建設培育國家產教融合型企業工作方案的通知》對中央企業和全國性特大型民營企業整體申報建設培育國家產教融合型企業又做了一些“資質”要求。
  因此,站在我國當前歷史階段,產教融合型企業是指企業充分發揮重要辦學主體作用,與職業院校或高等學校開展穩定、深入的育人活動,校企合作管理規范、成效明顯、具有較強示范引領作用,經過一定時間建設培育后經政府認證后的企業。當前歷史條件下,產教融合型企業一般為生產性企業。
  (二)產教融合型企業的特征
  1.參與育人全程性
  建立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培育與認證制度的目的是通過給予企業一定優惠政策,激勵其積極參與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提高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需要企業全程參與育人過程,包括在專業設置、教學標準開發、實訓基地建設、課程教材建設、師資隊伍培養培訓等應發揮重要作用,要在專業培養方案制訂和培養方案組織實施中發揮重要主體作用,要在產教融合載體建設和學生職業素養、實踐能力、創新創業培養中發揮獨特作用。即使是企業獨立舉辦一所職業院校,投資金額較大,但如果沒有參與育人過程,也不具備產教融合型企業特征,不能稱之為產教融合型企業。
  2.產業資源教育性
  職業教育之所以要發揮企業的重要辦學主體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企業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過程中所擁有的知識、技術、人才、設備、管理等要素是職業教育不可或缺的基本內容,這些要素所構成的資源是企業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不斷變化更新的、鮮活的天然教育資源,產業特征的教育資源是學校本位職業教育下很難獲得的,具有不可替代性。產教融合型企業履行其教育性職能的資源必須有別于其他教育培訓機構,其產業資源供給的教育性特征具有獨特性,是其成為產教融合型企業的主要特征。通過提供教育培訓服務生存、營利的企業,盡管他們從事的是與教育相關的活動,但其由于缺乏“生產性”,不符合產教融合型企業制度設計的初衷,至少現階段不能納入產教融合型企業范疇。
  3.成果共享共贏性
  學校和企業雖然性質不同、行業不同,但雙方都有一個共同的訴求——人才。學校是人才供給方,職業教育的跨界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緊密性、直接相關性決定了其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走校企合作路徑。企業作為人才需求方,只有擁有大量的高質量技術技能人才,轉型升級才有持續動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產教融合型企業通過全程參與育人過程,一方面加強了職業院校人才培養的針對性,提升了職業教育的形象與吸引力。另一方面,企業通過接受學徒培養、頂崗實習直接留用優秀畢業生,節約了企業培養成本,提高了人力資源使用效益。作為產教融合型企業還必須在此基礎上承擔更多的職業教育與培訓的社會責任,要樂于讓自己舉辦或參與的職業教育或培訓成果分享給社會和其他企業。目前,企業一頭還有很多是自身不具備教育培訓能力的中小微企業,但他們對職業教育的需求比較強烈,產教融合型企業的育人成果應惠及到他們的需求。同時,企業一頭還存在數量不少的自身已有較強教育培訓實力,可合作動力不足的大中型企業,需要通過產教融合型企業認證制度去引導和挖掘,真正推動校企合作從“學校一頭熱”走向“校企兩頭熱”,實現合作成果的共享、共贏。
  4.業內示范推廣性
  建設培育的產教融合型企業,從其發展水平及其擁有的職業教育資源來看,在整個產業界或一定區域內都具有一定影響力,他們的知識、技術、設施和管理處于領先水平,他們的深度參與對提升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質量、增強職業教育吸引力具有重要作用。在建設培育過程中,通過稅收優惠政策,激勵他們發揮領先作用,在深度參與過程中整合校企雙方優質教育資源,磨合雙方利益關系,主動參與教育與培訓一體化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在人才培養、技術創新、就業創業、社會服務、文化傳承等方面開展合作,積極探索適應時代需要的復合型、創新型人才培養制度,在行業或區域內發揮帶動引領示范作用,引導更多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發揮重要辦學主體作用。
  新時代、新起點,新挑戰!高質量發展要求產教深度融合、校企緊密合作,其支撐體系逐步完善,落實企業重要辦學主體地位的法律法規逐步建立,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建設培育、試點認證是重要制度創新,對深化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具有里程碑意義,有望成為解決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途徑,成為激勵企業發揮重要辦學主體作用的強大動力,真正推動校企建立命運共同體。
  作者簡介:周鳳華(1974-)女,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評估中心主任、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宏觀政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集團化辦學等。
  文章來源:《職教論壇》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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